19世纪欧洲城市的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与市民抗争｜霍恩伯格、利斯
作者｜保罗·M. 霍恩伯格（Paul M. Hohenberg） 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林恩·霍伦·利斯（Lynn Hollen Lees） 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无论人们如何理解和评价阶级分裂，文化差异加强了这一分裂。在19世纪的欧洲，衣着打扮、休闲方式、口音、(有时候)语言将精英和大众区别开来。P.伯克认为，到了19世纪，前工业时期统一的大众文化已经分崩离析。精英退出社区仪式和活动，因为他们发现这些先前热衷的庆祝活动变得粗俗且充满危险。即便伯克的早先统一论假设未被人们接受，及至1800年，在欧洲各区域首府和国家首府，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已出现明显差异，并随后大大加深。大城市是欧洲“伟大传统”的家园。在这里，大学、教堂、图书馆，艺术家、 音乐家和富裕的市民，共同营造了一种氛围，传承过去的高等文化，推陈出新，使之生生不息。随着新兴的制造业城镇发展并催生出一个中上阶层，这些更古老的文化形态很快为之接受。工业城镇富足的居民效仿历史更久、声望更高的城市市民做法，建起自己的学校、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中心广场缺少中世纪式的市政厅或大教堂点缀，那么一个完全由石雕、镀铅玻璃和油画构成的现代仿制品很快会被授权建造。当曼彻斯特从一个村庄发展为棉纺织业中心时，交响乐团、大学、文学与哲学社团、公共图 书馆和陈列19世纪艺术品的博物馆，在城内一一落成。巴门市的音乐文化相当活跃，1850年后成立了一个剧院以及一些文学和科学讨论小组。19世纪的城市培育了活跃的中产阶级文化。中心地段的餐馆和男士俱乐部成倍增加。剧院、音乐厅和歌剧场的晚间演出吸引着衣着考究的观众。中产阶级妇女在图书馆、慈善机构和教会团体消磨闲暇时间和精 力。博物馆、动物园乃至植物园均为人们提供一番异国情调。这些休闲活动都是为有闲情雅致的富人而设计的。尽管工人没有被正式排除在外，但所需衣着、花销和时间成本便将多数城市居民拒之门外。在左拉《小酒店》(L’Assommoir )一书中，洗衣女工绮尔维丝和她的朋友们在她结婚那天才做了平生第一次且唯一一次到卢浮宫的旅行。
《欧洲城市的千年演进》
[美]保罗·M. 霍恩伯格 林恩·霍伦·利斯 著
阮岳湘 译
光启书局 出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4月
相比之下，城市工人的生活圈子主要在酒吧和街道，而非俱乐部、音乐厅。工人们承继过去的智慧，总结现在的经验，发展出另一种文化形式。欧洲城市有自己的“小传统”：城市民俗、各种圣徒纪念日、教区飨宴和职业亚文化。它从各种资源中不断汲取活力：保留下来的公共节日和集会、工作的例行程序、早期商会创造的新仪式及从乡村引入的活动等。例如，英格兰制造 业城镇有教区守夜和夏日集市。在盖伊，福克斯日(Guy Fawkes Day)，人们燃起熊熊篝火，抬着被丑化的盖伊像游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南部许多城镇延续着大斋期前的狂欢庆祝, 其中游行、戏剧、化妆舞会是每年活动的高潮。在守护神纪念日， 法国手工业者依然会举行游行、舞会、焰火会；人们也会用鲜 花来装点国际劳动节。里尔纺织工人欢庆一年一度的筵宴节(le broquelet) 。当然，在工业社会初期，工人所庆 祝的节日不如宗教改革前多，但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外，仍包括很多节日。在新教区和天主教区，教堂一直举办的飨宴和公共活动吸引了许多非教徒。
在精英圈子之外，城镇还活跃着一些地方社团，将年龄、职业相当，或同街区的男男女女联系起来。从事某一行业或来自某 一街道的人们晚上在餐馆或酒吧聚会。年轻人有自己的聚会地点，或在城墙边，或在主要街道上，他们打扮入时，东游西荡。年长的男子聚在广场玩滚球游戏。妇女们在水井和水龙头附近悠闲地 散步、聊天。孩子们当街玩耍嬉戏、放声歌唱。不同的人群在公 共场合都有自己的活动领域。
在过去，大多数这种非正式的地方性社会生活，因其公开化和仪式化而引起政府当局和中产阶级的不满。酗酒和在街上游荡带有无所事事、道德败坏的意味。此外，人群的聚集扰乱了官方所要求的平静宁谧。每逢足球比赛和热闹的狂欢节或松饼日，大街上野蛮莽撞的行为不断发生。欢宴被等同于混乱，尤其在法国， 政治主张有时是通过游行或狂欢上的滑稽短剧来表达。结果必然是政府禁止工人在公共场所的庆祝活动，城市警察严禁各种场面狂热的大众文化。马尔科姆森和斯托奇曾描述了1850年前英国城镇传统仪式的分崩离析，以及当地工人主要娱乐方式的再创。韦伯曾详述恼怒的法国市长们对大众节日的缓慢压制。在一 个250人的村庄或3000人的城镇看来是司空见惯的庆祝活动，到了 人口5万的城市便让人难以接受。节奏越来越快的城市化加剧了对工人文化的压制。
在工业化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中，这种工人文化又经受了其他打击。当生产模式改变时，一种行业消失了，有关的庆祝活动随之淡化，围绕这一行业所形成的街区逐渐衰退，无法挽救。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手摇纺织工的技艺和传统一并瓦解了。由于学徒制受到冲击，1825年约克郡的羊毛梳理工在其工资制被 取消之前，最后一次庆祝了守护圣徒巴拉兹主教的纪念日。经济繁荣、收入不均，以及核心家庭的需求提升等因素，也在瓦解着大众文化的形式。19世纪上半叶，马赛工人许多时候都与街坊和工友共度良宵。随后人们的收入和志向开始出现分歧，那些在晚间聚会不能回请盛馔的人们选择了退出。人们更多地和亲人而非同伴一块度过夜晚。
传统的城市大众文化大部分具有原工业特点，并在19世纪下半叶得以重塑。由于原来的形式被不断压制、分裂或被遗弃，因此取而代之的新形式不再像从前那般局限于某一社会群体。随着自行车的普及，以及短途旅行火车和公园的新增，户外休闲活动受到青睐。在城市，人们组织合唱团、足球俱乐部和健身团体。在价格低廉的剧院旁，歌舞厅的数量剧增。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大众新闻传播，同时印刷技术革命降低了报纸书籍的价格。到19世纪末，英国和德国城市各类俱乐部和社团多如牛毛。虽然不少组织的最初成员为中产阶级，但其他的却有明确的大众吸引力。基督教青年会 提供娱乐场所，组织体育运动。英国大多数城镇都有“少年禁酒会”的分支。这是一个要求会员立誓终身禁酒而提供娱乐作为回 报的少年俱乐部，1847年成立于利兹，到1900年时会员已达300万。教堂组织足球、板球比赛或建立娱乐休闲室。在19世纪70至80年代，政党建立选区俱乐部来吸引新选民。许多这样的组织跨越了阶级界限，让熟练工人、店员和中产阶级的下层人士汇聚一堂。而宗教组织更是格外缓和了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化。
新式大众文化成为新兴的文化资本主义释放创业能量的诱人出口。这一成功模糊了精英文化和工人文化的界限。水晶宫展览及随后在数国首府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吸引了各阶层人们参加。欧洲大剧院的票价也分为三六九等，让穷人能够买得起票却不能进入豪华楼座。新式歌舞厅吸引了来自中产阶级及工人阶级的顾客。专业运动从一开始就深受人们喜爱，性别差异取代了阶级界限。此外，随着文化水平和工人收入的提高，那些有志进入上层社会或为了自身提高而重视教育的人们，可以利用数量越来越多的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由此，中产阶级的下层和高收入的熟练工混杂起来，缩短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差距。乞丐、娼妓、盗贼 和半失业劳工依然游离在城市社会的边缘，而与此同时，体面人 群的公共文化围绕商业中心、教堂、学校和城市机构发展壮大, 这也许有助于缓和政治激进主义。G. S. 琼斯提到伦敦音乐厅的经理们曾成功拒绝对政治和社会进行尖锐批判的歌曲演出，但琼斯谴责道，正是这种无关痛痒的商业文化的蔓延，阻退了英国工人 的社会主义理想。
尽管19世纪末的社会变革没有减少贫富差距，但的确削弱了众多本已濒临极限的文化差异。收入的提高以及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统一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按照“好商佳”百货公司(Bon Marché )模式建立的城市大百货商场首先有了邮购服务部，接着在各省城的分店开始传播中产阶级的雅致格调和家具陈设。在法国，军队征召穷人的儿子入伍，教授他们法语和一些基本技能,让他们有机会看看自己的国家。一旦离开农场，这些人发现可以很容易进入城镇成为公务员和城市工人。初级教育的普及具有更强的影响力，早在18世纪的普鲁士便已如此。法国于1834年实施基佐法(the Guizot law )后才普及初级教育，英格兰则在1870年后普及。能识文断字的人讲同一种语言、读同一份报纸，并受主要政党的政治立场影响。实际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利用体育运动、俱乐部、游行和大规模集会，来提升人们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度。
这些浮华耀眼的文化统一时代虽然暂时抹平了各种分裂，但 随着产生它们的政权制度瓦解而分崩离析。在复杂的工业社会,文化对所有区域和等级城市而言，并非同质。毫无疑问，大多数文化是共享的。统一语言、政治忠诚和消费品的影响非常巨大。然而，众多亚文化与大众文化、国家文化并存。在城市，人们根据职业、性别、年龄、街区、宗教和籍贯分成各种阶层。由于天主教和犹太教、当地人和新来者、娼妓和领养老金者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各不相同，城市文化无异于一块马赛克。阶级只是众多划分社会人群的分界线之一。
国家文化在与小规模亲缘团体形成竞争的同时，也和现代西方思想这一更大的发展中体系相互制约。这些传统相互竞争(有时尖锐激烈)、相互影响、四处传播，造就了我们在本文中致力 重现的城市纽带。城市的双重体系在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19世纪，每一种体系都可被视为进步的传播媒介，以及防止另一种体系成为宣扬愚昧或危险政策的手段。从一方面来看，中心地体系让同一类人在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国家首府萃取普通民俗文化的精华并将之定型，为地方生活重新注入文明成果。因此，城市系统有助于社会实现统一及现代化，并最大限 度地避免文化的混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网络体系奉行的无根基 的世界大同主义，在城市与乡村、核心与边缘之间有着明显的文 化断裂。殖民统治便是典例。核心价值及各种技术没有经过整合 和逐步合成，便叠加于传统的边缘地区之上。事实上，小而远的 核心力量在实践中必须依赖对现有社会体系的控制。如荷兰与东印度群岛，或英格兰与印度的明显差别。
而在另一方面，数世纪以来，欧洲网络体系培育和传播了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和激进思想等自由观念。禁书得以出版，受迫害的思想家和领袖在欧洲找到避难地，如阿姆斯特丹、日内瓦。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写作，而列宁在苏黎世等待时机。从 阿拉伯/犹太科学和托斯卡纳厨艺北传开始，文化因交流而日益 丰富。19世纪，巴黎向德国音乐家和之后的加泰罗尼亚画家敞开 怀抱，如同从前的伦敦热情款待了海顿和范戴克。在经济方面, 网络体系城市是黎凡特人、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大本营，他们通常 从事需要网络联结的行业——船运、银行和经纪业。
假如网络城市并非只是资本主义无情的剥削工具，那么中心地体系在现实中也未能实现地域共同体的雄心壮志。它所传播的国家文化常与一些人和地区格格不入，以至于首府的主导地位相当于对地方语言和传统的压制。这样的例子多得令人困窘：首先就是“民族问题”，由此在19世纪欧洲煽动起来的政治运动从爱尔兰一路烧到多种语言并存的哈布斯堡帝国。而在其他地方,对文化集权主义的抵制到更晚一些的时期才浮出水面。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巴斯克人、马其顿人和其他民族迫使全世界注意到他们。尽管泰恩赛德人（Geordie）、撒克逊人或加利西亚人（Gellego ）的语言差异很细微，但民族文化对他们的身份认同非常重要，而在首府城市，这些人却被当作民族笑话的笑料。毫无疑问，文化沙文主义成为欧洲统治当局的一贯作风绝非偶然。
近两百年来，城市和国家政体都遇到一些相同的问题。新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必须重新分配，而在那些世代掌权者中如何配置份额？专制君主和帝王已被代议制政府取代，那么谁来实际统治？谁来决定如何组织工作？工业技术的物质成果该如何分配？虽然城市仅是政治和经济权利争夺的间接战利品，但它为各种有组织的群体表明立场和观点提供了舞台。城市成立了自己的政党、 商会和国家改革协会的分支机构。地方选举出的市长、城镇议员和警察为抗议活动、选举、集会和罢工制定了规则。城市不仅能聚集众多人口加入抗议活动，同时作为工业和政府所在地，还成为抗议活动的矛头指向。为了控制市政厅，人们必须进入城市。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官员、记者和雇主，并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法国工人为推行政治、经济改革而设置街垒，分别在1831年、 1834年、1848年和1870年挺进市政厅。英国市民为争取普选权, 于1848年在伦敦举行大游行，1886年在海德公园掀起暴动。1886年 米兰人为了抵制食品税走上街头示威游行，1898年举行了反对拘捕社会主义者的抗议活动，还须提及的是1905 年和1917年俄国城市中心风起云涌的革命，以及1920年博洛尼 亚的法西斯分子和社会主义者的街头激战。19世纪30年代初柏林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社会党的冲突，表明城市仍是不同政见者的战场。19世纪中期和20世纪中期，法国所有地区大城市的集体暴力参与率都是最高的。1850 — 1913年，德国约75%的暴力事件发 生在城市，即使当时的城市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一半。罢工同样 属于城市现象。在当代，群众运动都发生在城市。
并非所有城市地区面临现状时，都会遭遇相同的挑战。集体 行动随着时间变化在力量和爆发地区上均有所改变。在政治斗争 激烈的年代，英国、法国和德国城市的示威游行、集会和罢工的 次数增加，随后逐渐减少。而即使在大范围运动中，并非所有城 市都被卷入其中。1848年6月巴黎工人示威游行，街头血战长达数 日，而波尔多的无产者面临同样的政治挑战时却表现相对温和。1842年春，尽管数以千计的工人罢工、宪章派进军兰开夏和约克 郡，而在东米德兰兹却鲜有示威游行，且几乎没有罢工。在某一类型地区，集体政治行动总是更为轰轰烈烈。
规模对人们组织运动的能力有着明显的影响。它将那些愿意 统一行动的批判民众聚集起来，激励他们站在对立组织的面前清 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柏林成千上万反对活体解 剖的人所组成的游说团，比兰茨胡特抱以相同目的的十人团不仅 声势更为浩大，影响也更为显著。由于城市吸引了多样化且数量 庞大的人口，政党、俱乐部和改革团体浩若繁星；阿姆斯特丹有 组织的势力多于布雷达(Breda),维也纳的多于格拉茨。在19世纪和20世纪，组织为集体行动设立了框架。为了 实现大规模抗议活动，需要动员民众、筹集资金和共享信息。这些都是典型的城市服务。中心地体系与网络体系的联结非常适合 人口和思想的流通。因此，位于城市等级顶层的地区更有可能会 成为群众运动的重要地点。在英国和法国，大型政治运动一般首 先从伦敦或巴黎开始，然后传递至省府，最后到达小城镇。革命在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等这些权力所在地附近的首府城市爆发，其他城市随后纷纷响应，地方精英被剥夺财产。在当代，规模和中心性决定了政治运动的地点和传播。
同时，城市社会结构对群众运动的地点选择起着决定性影响。并非所有人都准备参加抗议或组织运动。福斯特指出，19 世纪初英国纺织城镇奥尔德姆发展出激进的工人运动，而港口矿业城镇南希尔兹的政治形式则表现为非军事和非冲突的特点。对此差异，福斯特解释道，部分原因在于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的不同。奥尔德姆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差别巨大,工人进入上层社会的机会微乎其微。通过婚姻和混居，工匠和劳工的关系密切，由此进一步加强了阶级团结。而在南希尔兹，阶级差异非常小，各种职业团体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豪，并不断发展壮大。工匠们关心的是技艺而非阶级，他们通过积累资金有机 会成为小生产主。因此，工匠和劳工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仍有分别。在对法国三大工业城镇的研究中，迈克尔·哈纳根也将工人好战性的强弱与无产阶级内部结构联系起来。工匠组织严密，当其技术和生产控制权受到技术革命的威胁时，他们便动员起来。产业工人组织较少，在19世纪中晚期发生罢工的可能性很小。在圣艾蒂安地区，某些城镇工匠和冶金工人联合起来，罢工次数远远超过那些工匠行业早已凋敝的城镇。产业工人组织欠完善，需要工匠友邻的激励和援助，向雇主发起 有效的挑战。19世纪后期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便依赖于工匠、工 厂工人和矿工的团结合作。
规模与阶级结构的共同影响可以区分19世纪英国和德国城市社会运动的类型。在众多小城镇，尤其是中心地体系的市场中心，阶级划分不甚明显。
除了经济背景外，人们通过各种渠道相互了解，其社会身份由各种因素构成。中产阶级下层的存在，加上神职人员和贵族这些重要角色，进一步掩盖了阶级分裂。同时，仇外和孤立情绪减少了人们对大型政治斗争的参与。麦克-沃克曾如此描绘德国“家乡”(home towns)的社会生活：在那里，对将共同体身份放在首位的认可、对外来者的不 信任，以及对外界自以为是的敌意，一起培养出内部的团结一致(Mack Walker, 1971 )o此外，集镇人口太少，不足以构建有效的政治组织和团体。19世纪90年代，莱斯特郡聚居地少数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民众，必须去往县城才能参加独立劳工党的地方分会活动。东米德兰兹地区组织良好的团体把总部设在莱斯特和诺丁汉，而不是阿什比德拉祖什(Ashby de la Zouch )或梅尔顿莫布雷(Melton Mowbray ) 。在规模小、阶级差异弱的城镇，民众对国家事务进行抗议及动员群众的几率比较低。社 会生活相当沉寂，人们组织的活动也超越阶级界线。教堂、集市、 学校和家庭为活动提供了重要基础。
第二种类型的社会生活体现在规模小、阶级差异大、由家长式的雇主进行管理的城镇。下面将考察一些工厂城镇。乔伊斯曾对兰开夏和约克郡的小型工业城镇家长式的社会关系进行研究。大企业的发展造成经济差异不断扩大；而常驻雇主以及工厂、街区与社会生活间的密切联系促进了劳资双方的团 结。工人们接受以厂为家的教育，参加企业提供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他们放弃抗议示威，而积极地选举上司候选人，将其胜 利视为自己的胜利。德国也有类似的例子：企业的住宿供应和家 长式的社会福利制度，抑制了工联主义和罢工。在工厂区，人们的社会身份复杂。在俱乐部、教堂和公司，与雇主面对面的交流,缓和了收入不均造成的矛盾，使个人挑战普遍规则的可能性更为 渺茫。抗议活动无法暗中联络，难以成功。
大城市政治生活的性质与集镇和企业城镇差别巨大。上文已 探讨规模对组织能力的影响。然而，拥有大型行政机构和服务门的城市如区域首府，提供了许多白领工作和中产阶级下层岗位。在各家庭内部和代际之间为数不多的社会流动混淆了阶级界线。如果规模宏大，再加上阶级分化微弱，便会产生复杂且通常非暴力形式的政治生活。人们组织起来，但无阶级之分。许多政治团体将工匠和中产阶级下层人群联合起来；合作代替了冲突。尤其在工匠占主体的职业结构里，人们强调劳工意识而非阶级意识。
在以重工业或纺织业为主的大城市，阶级分裂比区域首府更为严重。生产资料控制权掌握在相对少数人的手里，工人鲜有机会进入上层社会，阶级界线相当明显。通过比较谢菲尔德和伯明翰，D.史密斯展示了19世纪早期约克郡南部钢铁城镇工人阶级 如何逐渐强大，他们的社区生活相当活跃，冲破了工种界线。尽管持续扩展的城镇规模、新增的隔离街区分散了工人阶级，但随着一小部分钢铁工人精英掌权，斗争依然继续。富有战斗精神的工匠和冶金工人参加了一系列大罢工，在一战期 间周期性地造成地方工厂处于瘫痪状态。相比之 下，伯明翰的阶级结构便没有如此明了。由于职业名目繁多、劳动分工复杂，工人被细分成微小的群体，而同时，数量相对众多 的商业和服务业岗位养活了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此外，在各式各样的政治和福利组织中，专业人士、商人和工人坐在一起。结果，合作促进了社会变革而不是通过斗争解决问题。在伯明翰,罢工发生的频率、范围要比谢菲尔德小得多。在中英格兰西部这些城镇，关于宗教、赋税和教育问题的意见不一，这些差异比社 会阶级问题更为重要。
在德国大工业城镇也能看见谢菲尔德劳工式的好战精神。19世纪中期波鸿类似一个企业城镇，由梅尔家族经营，后由巴雷家族(the Baare )接手。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发展规模太大, 原来的家长式社会管理已力不从心。同时，无产阶级发展壮大并 在城中定居，工人们更加团结。19世纪末，工会成立并组织了一系列场面宏大、轰轰烈烈的煤矿工人大罢工。
在首府城市，各类集体行动更为复杂，不仅规模恢弘，而且劳动分工繁杂。一方面，一些城市——尤其是伦敦、巴黎、柏林和圣彼得堡——为公认的大型制造业中心，其生产模式导致大公司和所有权集中制出现，阶级分化深刻而显著。设立于首府的一国政府刺激了这些城市的政治活动。请愿、示威、演讲在巴黎的参与者和听众比里尔或图卢兹的更具影响力。尤其当政府当局拒 绝工人和下层阶级的要求时，最终可能发生暴乱。巴黎和柏林两市人口分别在1830 — 1860年、1850 — 1913年参加集体暴力事件的机率，比法国和德国省府人口的机率高出很多。在首府，政治活动的程度一般颇高。因此，巨大的城市规模和彻底的阶级分裂, 对政治运动似乎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再加之政府当局所在，结果 往往是矛盾一触即发。
20世纪20至30年代，欧洲经历了一场可怕的两极分化。这 一分化在许多首府的街头引发了武装冲突，随之把西班牙和其他多数国家先后推向战争。到20世纪末，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明显得到增强。他们居住在大聚居地，除了直接冲突、罢工等传统斗争方式，工人阶级又采取了规模浩大的政治抗议形式。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斗争表明，主要发生在城市、好用暴力的右翼运动同样可与无产阶级匹敌。姑且不论法西斯主义 的社会因素，我们需要把城市社会的两极分化同我们先前提出的“在中心地体系的大城市中，政治分化相对具备非冲突的性质”这一观点协调起来。为何巴黎、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会发生暴乱？我们认为，答案在于资本家和国家经济秩序受到了严重威胁。这种威胁使城市小资产阶级变得激进。显然，小资产阶级一直热 衷于保护财产和其他既得利益不受侵犯。同时，新旧精英急于争 取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居民一起对抗社会主义赤潮。在文化领域,该同盟易受一种思潮的影响。这一思潮主张拒绝城市工业文明，转向植根于自然和民间的旧价值体系。然而，所有这些直到一战导致世界金融和贸易系统崩溃之前，都没有酝酿成军事行动。法西斯运动的缘由可直接追究到经济尤其是货币危机。在各团体受到战时充分动员的地方，巨大的压力将引发更高级别的冲突。
总而言之，城市规模强烈影响着阶级关系。通过完善的组织，地区越大越有可能发生冲突。然而，除了暴力抗议外，他们同样进一步采取合作、讨价还价和政治斗争的形式。城市规模的扩大影响着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形态。
—End—
本文原载于《欧洲城市的千年演进》，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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